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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位置: 首頁 認證考試 免費論文 “后學”話語與中國思想拓展_哲學論文

“后學”話語與中國思想拓展_哲學論文

時間:2006/7/19 4:40:55 作者:佚名 人氣:23

中國的后現代后殖民主義研究中,研究者大多不是從某種固有體系出發對后現代潮流加以把握,而是從自己所困惑的問題、當前論戰的話題,或由論爭激烈態度所引發的學術興趣開始言說。因此,中國的后現代問題與中國急劇轉型的政治話語、經濟問題、文化論爭緊密相關,從而無可避免地顯出蕪雜和非體系性:個人介入問題的角度和其對問題的誤讀或有意誤讀的層面不同,個體言說的問題和盲區的殊異,知識背景所造成的學術資源和研究角度的差別,以及其提出問題并加以審理的內在動機各異,成為當代后學多元多維的現實問題。因而,對中國后現代而言,與其將之作為一種主義、流派、時尚,不如將之看成是一個膠著的問題集合體。在這個集合體上,前現代的傳統性、現代性的理性、后現代的當下性,以及個體與群體、民間與主流、思想史與學術史、個體身位存在與價值信仰等都網狀地編織在話語觀念體上。遭遇這一問題就意味著進入這一網狀結構,同時又不可能將其體系化絕對化,而只能進入個體的言說中看每個個體的有限性和不確定性。但正是這種有限性和不確定性,使我們有可能逃離形而上學、中心主義和所謂終極價值的絕對性,進入到言說的個體有限性中去。

一    意義世界與認知地圖

       后學思想對現代性思想前提的審理,使得走向現代化的中國同時存在著傳統性、現代性、后現代性文化斷片和經驗雜糅,于是,一方面有著全球化意識中的后現代文化視野與跨文化經驗,另一方面又有著在后殖民氛圍中的文化身份認同與歷史闡釋焦慮,同時還存在著全球化文化霸權中的歷史記憶和民族寓言問題。這種問題的重疊化,語境的雜糅化,場域的錯綜化,使得“后學”從文化批評進入政治批評領域,并在解構與建構、時尚與守成、虛無與信仰、悲觀與樂觀中重新書寫自我文化身份,當代性的“文本政治”問題因之得以敞開。

(一),后學研究中的學術格局與拓展。

1,“后現代后殖民在中國”與“中國后現代后殖民”是互相聯系的問題。

 “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主要強調西方后學進入中國后,中國學者在文化沖突中的具體理論反應,一種多元并存的納受、抵抗、整合、消融的過程;而“中國后現代后殖民”則是一種具有某種普遍意義的后學新思維,逐漸進入中國學者的學術神經,并成為一種看世界的新角度方法,甚至成為一種新的思想平臺或流派。這兩個問題有著內在不可分離的聯系,又可以看成一個問題的兩面,彼此相依,互為因果。后學問題上的“西學東漸”,表明當代中國在哲學思想和文化觀念上同世界保持了靈動的聯系,并使西方的學院派問題進入中國后,不再是純理論問題,而成為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問題。對中國而言不是全面植入后現代問題,而是在現代性全面展開中擇優而行。

   2,大陸后學研究的理論與實踐。

       從歷史發展的軌跡看,大陸學術界二十年的“后學”研究中,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注重“西方后現代后殖民”研究,不僅對原著大量翻譯介紹,出版了為數不少的譯著,而且對其歷史淵源、發展趨勢和內在問題等有深入研究,對西方的后學精神和蹤跡有了比較清晰的了解。二,強調“后現代在中國”的研究,對后學進入中國后,中國知識階層在思想話語交鋒中對后現代在中國的特殊癥候加以審理,并共時性地遭遇到以下諸多問題:后學研究的闡釋中國的焦慮,后現代中的語言學轉向及其漢語思想的當代言說方式,后現代哲學與中國哲學審理以及哲學新方向,后現代主義與現代西方哲學關系,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的復雜狀態,后現代主義與新實用主義、科學主義、女權主義,形而上學的命運與后現代實在論,后現代問題與當代宗教神學思想,后現代主義與文學藝術的危機,后現代主義之后的東方后現代問題,當代詩學與后現代審美文化,日常生活與后現代性等等。三,注重“中國后現代后殖民”狀態中的現實問題研究。主要問題有:后主義問題與啟蒙話語,全球化與中國政治經濟法制問題,后現代后殖民與文化保守主義,公共領域與公共輿論關系及其共識性與公共性的喪失,人文精神的困境與價值反思,后殖民語境中的知識分子與精神家園,后殖民主義的發展與中國文化思想的內在矛盾,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的對抗性態度,后殖民場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學和批評,后殖民話語敘事碎片與時尚懷舊,后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以及妖魔化中國與知識的買辦化批評等。在一系列彼此纏繞,互相牽連的話語中,大陸學者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研究,并取得一些不容忽視的成果。

3,港臺與海外華人后學研究中的成果與問題。

       香港后學研究具有學術功力上的整體性,學者們大多能在學術范圍內深入檢討后學話語,并觸及到香港自身諸多后現代后殖民的思想問題,諸如:香港后殖民理論與現實境況分析,后殖民城市與香港文化的地位與前途,全球化世界秩序中的身份認同與文化想象,后東方主義與殖民文化問題,后殖民話語中的性別身份,后殖民文化危機中的神學思考,文化霸權與后殖民困境?傮w上看,學者們的著述具有相當的分量,不僅展開同西方學界的對話,也展開同大陸學界的對話,并深切關注香港本地發展和文化負面效應的批評。當然,盡管有些學者的論述尚存在殘留的冷戰意識和悲觀情調,但通過學術爭鳴,這些理論層面的問題會在現實實踐中逐漸獲得解答。

       臺灣后學研究大抵局限于書齋話語,對?、拉康、德里達等解構思想的學術圈研究較多,對社會現實文化形態影響較小。但是臺灣后現代后殖民研究仍頗有深度,并得出一些有啟發意義的思路,諸如:女性主義與殖民記憶問題,后現代性別與文化差異研究,殖民話語與電影話語中的中國形象,后殖民語境中的政治學問題,后現代思維與神學和史學思想,民族經驗和歷史記憶對當代人的心理塑造等。                      

       海外話語相當復雜,主要因為不同的意識形態歸屬,不同的話語體制建構,不同的文本政治解讀角度,致使海外漢學界的后現代后殖民反思具有斑斕的色彩:注重現代性反思與文化中國問題,強調現代性問題與后現代地圖重繪,關注文化工業與后殖民問題中僑居者身份與后殖民話語,考察后現代語境中的儒家思想處境和新走向,倡導多元社會中的文化研究和走向邊緣的文化批判,堅持在世界新格局中看中國文化,并對后冷戰時代的中國問題加以反省。

       總之,中國后學研究范圍廣,涉及問題多,話語領域寬泛,從而能夠在第三世界理論與東方主義,傳統文化在后現代后殖民語境中的命運,后殖民氛圍與消費主義批判,西學東漸中的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等課題上,有不俗的建構,并成為世界后現代后殖民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維度。

(二),中國后學研究研究中的內在緊張。

       1,后現代主義研究中的共識性破裂。

       后現代主義的看法,不僅西方學界看法五花八門,莫衷一是。中國學界同樣可以說是針鋒相對,判若霄壤。一邊是張旭東對其很高的評價“中國后現代……是一種對正在展開的歷史的期待,一種對‘此地此刻’的投入,是對民族主體性和個人創造性的信心。在這一層意義上,中國后現代是中國百年來現代性努力的繼承,是對中國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歷史連續性(而非斷裂性)的肯定!盵①]另一邊是吳伯凡低調的說法“后現代論給我們提供的主要‘好處’恐怕只是口號化的學術和學術化的口號,投合了我們的辯護意向或抨擊意向”[②];一方面是張頤武樂觀的后現代展望“全球化的進程改變了‘中國’在全球化空間中的位置,中國一方面成為跨國資本投入的焦點及國際貿易的新中心,另一方面在信息的跨國傳播中也已開始加入世界體系之中”。  [③]另一邊是徐友漁尖銳的批判“后現代主義在西方社會的批判性、革命性和平面移植到中國后的保守性的錯位,以及中華民族現代化歷史目標和后現代的先鋒性、超前性之間的錯位!盵④]這些尖銳對立的看法,表明“后現代在中國”的語境中有著對抗、接受、過濾、變形、汰變、退隱等問題。而后現代進入中國所形成的“中國后現代”,既有西方的否定性精神素質,又具有當代中國文化變革的創新意識;既有否定性價值的消解性后現代主義,又有重建價值的建構性后現代主義。如何堅持在對中國現代性審理中,保持正確的心態和嚴謹的學術態度,而不是人為地炒問題,可謂殊為重要。

       中國的后殖民主義研究同樣如此,一些學人將后殖民看成是對西方文化霸權批判的重要方式,深入到了文化帝國主義的神經系統;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后殖民研究回避了重大的政治社會問題和經濟階級問題,在文化傳媒電影電視廣告等問題上小題大做,會使問題淺化泛化。這些看法大抵因為出發點、學科觀察角度和清理程序的不同所導致。如何能夠在學界形成的綜合性合力研究中,得出比較客觀的研究成果,既需要求同存異,也需要時間。

2,理性的限度與意義。

     后現代性的意義不是單純地消解理性,而是剝離現代性的遮蔽,并對現代性的合法性根據加以質疑。在現代性擴張的歷史中,中心主義的理性框架對人的生存產生多種多面擠壓,這無疑需要后現代主義進行新空間的拓展,使理性立足于自身的界限而獲得超越自身有限性的可能。但是,也要注意另一方面,即當后學家對理性過度消解之后,又找不到適切的取代物,于是在在“反”與“非”的思想“空場”中,理性日益喪失其當代合法性。

       更為引人注目的是,當代中國在進入全球化化思潮的同時,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越來越被現代科層機構和跨國金融資本主義所制約,并將個體與群體逐漸整合進一個時尚消費的總體潮流中。后殖民時代的官僚機構和國際金融資本僅僅按“超理性”模式運行,導致超理性和非理性成為今日的行動指南。而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愈加重視偶然原則、賭博原則、機遇原則,于是拋棄理性標準成為這個時代的思維慣性,并遭遇到若干嚴重的后果。在反理性、反經典的后現代氛圍中,精英主義的理性尺度開始泛化,經典的邊界開始軟化,理性尺度的確立因人因時因階級民族和性別而定。如果一味多元,則無異于在無限拓寬尺度的同時取消了尺度。尺度的消解,使得個體的任意性無窮加大,然而,在私人空間無限膨脹之際,一種看不見的“他者”——無數的他者構成“公共空間”,仍在制約著每一個人。個體在這個“私人時代”都顯得無比重要,但同時又變得空前不重要。

二    后殖民主義的文化命運

       在我看來,后殖民理論本身就包含著地域政治問題,其對“文化中國”的重視,反對將中國割裂開來論述,意味著在后殖民時期已經不可能再狹隘地理解“中國”,而應形成一種廣義的“文化中國”或“漢語學界”。這樣一來,“中國后學”的研究當然不能僅僅局限于大陸學界,還需對港臺乃至海外漢學界進行掃描,因為將港臺“后學”排除在外,只能獲得一份不完整的“中國后學”學術版圖。職是之故,只有通過對大陸港臺后現代后殖民的整體研究,重視港臺海外中國學者的“后學”資源,才能弄清中國文化在21世紀前夕具有怎樣的癥候?其傳統文化在現代轉型中的剩余物是什么?轉型的中國文化究竟是中國文化的優秀部分還是汰變部分?港臺后現代和后殖民主義的根本問題是否在于從第三方的立場看自己的文化身份?海外后學是否在新左派和自由主義分類中出現對西方的疏離或昵近,同時對大陸的隔膜而訴諸想象性中國和想象性自我身份?

       后殖民主義理論不僅成為第三世界與第一世界“對話”的文化策略,而且使邊緣文化得以重新認識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后殖民文化的意義不僅是理論上的,更重要的是實踐上的,這必然使中國面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沖突,并引發一系列文化觀念的分歧。

(一),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

       后殖民主義理論對東方和西方之間殖民性文化關系的揭示,將有助于中國知識界在解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同時對全球化語境進行再認識,并將為中國價值重建的方向定位提供一個清晰的坐標。后殖民性觀念與全球資本主義意識之間存在著某種對應關系,而后殖民批評的主題與全球關系轉化所提出的新觀念密切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講,“后殖民企圖把那些沒有明確定位的知識分子在后殖民話語的旗幟下重新集結起來。知識分子本身可以生產那些構成后殖民話語的主題,但正是參與這種話語的生產才能使他們成其為后殖民知識分子!盵⑤]在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成堆的問題中,本土知識分子失去了對未來的預言能力或展望能力,他們遭遇到內在和外在的雙重焦慮,既有對自我生存意義和文化身份迷失的焦慮,又有闡釋自身社會空間的焦慮——闡釋中國的焦慮(對當代中國失去發聲)。在我看來,這種焦慮內蘊于自我生存和精神層面,一種不再有家園感的當下得失的、喪失了民族問題和精神層面問題的后現代式歡欣:沒有所謂的精神崇高或價值理想,沒有所謂的向心力的心靈凝聚和超邁精神,只剩下多元文化大眾文化中的高速轉向,或在消解了烏托邦神話和政治寓言的平面上,塑造世俗性神話和金錢寓言。[⑥]

       后殖民理論充滿歧義和差異,但化約化處理則可以看到,其實質無非是東方主義或西方主義的“看”“被看”或“對看”問題。所謂“東方主義”大致上可表述為:是西方人眼中的想象性“東方”:既有西方人中心主義式地“凝視”中國的文化滲透或文明沖突論,又有東方邊緣迎合西方主流話語設定“被看”甚至“制造被看”;既有民族主義的文化拒斥的“說不”,又有東方學者進入第一世界學術圈成為西化了的東方人,并以獲取的西方理論去反映自己處境的尷尬——獲得中心權力精英身份的同時,忘記了母語邊緣文化身份,在分享中心話語權的同時,卻無力找回歷史記憶中“沉默”的話語。與上述話語理論相對,所謂“西方主義”,即東方人眼中的想象性“西方”。即:既有制造西方神話而將現代化等同于西化,又有主張走出現代性而走向民族性或中華性;既有強調中國精神化而西方物質化進而對西方加以解魅,又有宣揚西方衰亡而東亞崛起論。在這種復雜的東方主義和西方主義的話語糾纏中,學者們的談論往往顧此失彼,難以得出清晰的結論,而且,在談論問題時因對象的多元性,而使問題很難在一個平臺上獲得某種“主體間性”。

(二),后學話語在中國的命運。

       這種主體間性的喪失,使后現代在中國的問題難以過于樂觀。有人將后現代分為解構性后現代和建構性后現代,但一般而言,所謂建構性后現代,是在解構性后現代將傳統價值精神和文化意義消解后的廢墟上,神學家開始樹立建構性的后現代主義,重建被現代性理性逐出話語中心的神學話語敘事。然而事實上,建構的后現代在諸多精神意向上與所謂的后現代主義南轅北轍,因此“建構”的并非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之“后”,而是有可能回到現代之“前”——形成新的神學主義話語中心。

       反過來,有的學者對后現代后殖民有著一種本能的拒斥心理,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中國一個世紀的現代化進程所取得的微弱的西化成果,可能被這種反理性或為理性設限的后現代主義打斷,而后殖民話語則又可能給其面向西方現代化的熱情澆上冷水,因此反后學的聲音構成是相當復雜的,其動機不一,心理不一,目的不一,結論也不一。那么,當代中國是否可以僅靠自身的文化傳統而不理會西方社會的后現代思潮和后殖民理論?是否可以純憑自己的好惡在網絡化造成的全球化浪潮中退守一隅?是否可以單以一種傳統或現代思潮為中心無視非中心話語而重新走向中心主義?我以為不可貿然下非此即彼的結論,獲得相對正確的答案尚需學者們共同努力。

       在這種后殖民主義接納和拒斥中,后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命運問題呈現出來,一方面能反省半殖民地處境中的歷史,另一方面可以使中國在加入世界一體化中,先行審查自己的思維前提和現實前提,即全球化與族群問題。應該看到,在全球化時代,需對西方“他者”對中國文化身份的凝視和歧視加以拒斥,并對其話語譜系(discourse  series)和思想局限性進行清理。在全球文化轉型的語境中,重視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和特殊性的同時,又超越這一層面透視到人類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適性和共通性,才能使我們在新理性指導下,重新闡釋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擺脫自身的視域局限性。應該說,民族主義在張揚民族的正義和民族精神方面有著重要的功能,不僅可以在有效的范圍內團結民族的知識精英和民眾,對西方的文化政治凝視和種族階級歧視做出反彈性批判,而且可以對自身的文化策略和話語機制進行有效的改寫,對新的世界格局中的中國形象加以定位。但是,如果一味張揚民族主義而對抗世界主義,則有可能對整個世界的發展趨勢做出錯誤判斷,從而走向自身的封閉和精神的盲目擴張。只有在東西方話語有效的互文性(intertexture)對話的前提下,進行現代性反思和價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與全球性對立中的統一。

三    后現代后殖民理論的局限性

       (一),中國后現代后殖民研究的問題。

       后現代研究在中國的情況比較復雜,總體上看,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其一,學術研究水平兩極分化。一方面,一些直面學術前沿的學者,能夠寫出相當深刻的學術著作同世界一流思想家對話,并使中國思想資源在新的思想嬗變和文化過濾中,鑄造自己的新形式。而另一些熱衷于興潮或跟潮的人,則在發表的為數不少的文章中表現出低水平重復多,有獨到體會的研究少的特征,尤其是在研究的立場、觀點、方法上,有突破性的真知灼見、對整個“后現代在中國”的文化策略和弊端進行清理的有開拓性的研究論著比較少見。有些人在沒有進行全面深刻研究,就急于對先行者的研究工作全盤否定,如有文章在中國后現代研究的討論中,對近二十年中國后現代研究成果一筆抹殺,但細看其全文,卻提不出任何新見解,甚至對中國后現代是什么也沒有說清楚。在這個意義上,思想懶漢在后現代研究領域中也是普遍存在的——追逐熱門而人云亦云,或是不動腦筋地挪用搬用套用的情況不少。這樣的學風頗值懷疑。另外,在后現代后殖民的學術爭論中,盡管大多數學者能夠以事實為依據,但是也有過分情緒化的討論,甚至有人仍堅持話語霸權和形上學論,對問題及其危機意識未能有更深刻的體認。在我看來,對后現代思潮從本土化角度批評是容易的,反過來要肯定其思想推進意義也不難。新世紀的中國后現代研究,應該在理性的邊界、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關系、后現代性內部自我思想的紛爭與思維把握的不同層次上有多維多層的推進。否則,這樣的低水平的重復,很難與西方的后現代論著進行高水平的哲學對話。

       其二,追逐后現代與告別后現代的時尚化。也就是說,一些學人在追逐潮流中,以時間的線性發展為尺度,將當前人類面臨的全球性的重大問題,還原成為一種飛馳而來又瞬間消失的時髦或時尚。面對這種時尚,似乎后現代來臨時,就應全力以赴地去占有學術闡釋的優先地位,當它倏忽消失之際則應去追逐更新的話題。將后現代看成是已經過去的,而將后殖民、東方主義、后東方主義當作時髦,因而放棄現代后現代而擁抱后殖民后東方主義,以此顯示“追后逐后”的超越性。這種研究態度我以為是大成問題的。另外,在研究的視野上出現了重宏觀理論研究而忽視微觀現實分析,重思想流派研究而忽視中西后現代異同比較問題,而且不少研究者受個體學術視野的局限——或局限于市民文學和通俗文學評論,或缺乏哲學思想體系的穿透能力,或未能將其批評置入社會理論、公正理解、民主政治、自由原理中,甚至出現后學研究庸俗化現象:或隨便比較(將中國古代套入后現代),或隨意對文化思潮文學流派作家寫作命名,或以偏概全地談論東方的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或進行以差異為獨斷、以共識為霸權的學術炒作。這些,皆不可取。

       其三,后殖民主義研究的誤區。諸如:強調后現代與后殖民兩種“后”之不同,認為后現代主義是強調西方權力中心,而后殖民主義則是反對西方中心霸權,這種簡單的非此即彼在新保守主義那里尤為明顯。再就是,認為后現代與后殖民是西方人的東西,中國人應該拒之門外而祭起民族主義或新東方主義(neo-Orientalism)的大旗。在我看來,如果不弄清楚后殖民主義的前提是對現代性的深刻反省,簡單地將之看成為東西方之間的對抗性意識形態,則可能會出現一種過時的冷戰意識,這樣的后殖民研究恰好是殖民主義文化研究的繼續,甚至是新殖民文化研究,而并非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我認為,從當代中國語境看后現代策略與后殖民問題,可以超越文本層面的無休止爭論,而直面問題本身。在“后學時代”,疑問無處不在而且難以消除,我們在民族主義現象背后往往會觸及到更多的問題,諸如:后殖民后現代是否真正能夠給中國提供面對西方文化霸權的新支撐點或新價值選擇?用后現代性去反現代性,是否可以使中國獲得一種超越西方權力模式的正當形象?挪用后現代和后殖民主義的中斷、顛覆、轉型、反中心與反權力的解放性話語,在文化多元主義中消解文化身份的焦慮并獲得國際性地位是否可能?

       而對這一系列問題,我以為,不僅要研究后現代由何而來,是否在中國產生了各種的變異和變形,而面對這種變異和變形及話語權力的爭斗,應該用怎樣的清明的理性進行反省,正確解決它與傳統、現代和多種學科之間的關系,否則可能將一種學問、一種沉重的思想還原成一種時髦的游戲,或對當下時尚的擷取。我感到,在歷史不再出現戲劇性變化的后現代中,人們的精神指向和價值熱情也將在后現代秩序中變得冷漠。面對這種冷漠,當代后學研究必得關注中國社會世紀之交的社會轉型問題,透視個體倫理與政治倫理經濟倫理內在緊張和個體身位與超個體身位的斷裂。事實上,歷史并沒有象福山所說的那樣“終結”,社會意識形態圖繪也沒有在“后”時代“終結”。后現代在現代的廢墟上并沒有承諾價值新生,只有神學家們在以科學之名重建“后現代神學”。這使得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問題已經超出“個體身位”的安頓層面,而深達人類信仰的超個體身位層面。對這一新的整體性問題解決,需要更大的學術知識構架的支撐。

(二)  走向新世紀的中國思想。

       不管是納受還是拒斥,當代社會中的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思潮都已經改變了我們闡釋世界和重建意義的符碼,并改寫了過去的烏托邦話語和中心性價值觀。盡管其中的偏激使得社會正常的肌體也遭到了損害,但是總體上看,“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基本共識使得邊緣聲音浮出了歷史地表,多元價值和文化寬容精神使得當代社會更為個體化。如果說,后現代主義關注文本之外的邊緣問題和被中心話語遮蔽的問題,那么,后殖民主義則注重在文本政治的解讀中轉換文本的解釋語境和意義結果,在新的政治話語體系中重新尋覓文本失落的意義,進一步關注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滲透中所暴露出來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內在緊張問題。這種通過某種理論在社會現實中的具體實踐使社會產生重大轉型的話語,讓中國知識界產生了離心和分化,這種離心和分化有其負面效應,同樣也有其積極意義。一種理想的共識的破裂,表明今天的多元時代,每個人只能通過自己的思考獲得自己的思想結論,沒有放之四海的現成真理,也沒有可以為萬世開太平的圣人先師,而只有通過不同集團群體、不同思想層次、不同話語領域的持續不斷的良性對話,才能獲得多種意見的短暫共識,而后再分化,再力求獲得新的共識。

       可以說,面對這種后學大面積的思想消解性活動,在傳統價值遭到合法性的困境時,只有通過理論和實踐層面的不懈探索,通過后殖民時期知識分子的邊緣性思考,在獲得自身的個體獨立性中,將對知識體系的更新和對學術思想的創新,作為自身存在的理由和中國思想延伸的契機。賽義德認為:“作為知識分子,最困難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介入想宣傳的事物,而又不僵化為一種體制或為了某系統或方法服務的機制!盵⑦]在我看來,批判是學術發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僅僅是將知識消解為零散的碎片,僅僅不斷復制自身的“批判話語”,而無視問題本身的深度和廣度,就難以出現人類知識的新增長,致使話語批判變成時代知識主流的泡沫。因而,從事真正的思想批判和問題揭示,以自己平實的工作為時代做一個真實注腳,進而成為這個變革的社會肌體中的一種反思性微量元素,或許是對新世紀中國思想知識增長的有意義的工作。

                                                     (原載《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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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張旭東《后現代主義與中國現代性》。

[②]  劉小楓、吳伯凡《關于<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的對談》,載《學術思想評論》第三輯,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張頤武《闡釋“中國”的焦慮》,載香港《二十一世紀》,1995年4  月。

[④]  多人筆談《后現代與中國文化建設》,載香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7年春季夏季號,第12頁。

[⑤]  阿里夫·德里克在《后殖民氣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批評》,載《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447頁。

[⑥]  對精英意識和知識分子的貶損,成為九十年代世俗文化的一種常態,如在1998  年,  《北京文學》發表的朱文整理的《斷裂,一份問卷和五十份答卷》中,成為所謂“晚生代”們對現有文化精神和秩序的全面顛覆。韓東認為:  “在同一代作家中,  在同一時間內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甚至不共戴天的寫作,……我們決不是這一秩序的傳人子孫,  我們所繼承的乃是革命創造和藝術的傳統!边@一代寫作者對傳統和正統加以消解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傳統的和正統精神在當代質疑中成為一個被拷問的問題,一個正在喪失合法性的“歷史政治經典”而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他們既不是審父的一代,也不是弒父的一代,而是貶父爾后失父的一代。這一代以對精英文化消解為己任,如賀奕認為,精英刊物“《讀書》是腐朽到無可救藥的,《收獲》是正在走向腐朽的!;于堅的看法是“《讀書》居然成為中國知識界最高讀物乃是這個知識界沒有頭腦的證據之一”。這種看法,也許代表了更年輕一代人的價值選擇,他們中的一些人的寫作成為一種自我的感性宣泄和形式姿態:對真正的問題采用貶損的態度,而不再面對當代中國的一系列緊迫問題,甚至失去了提出新問題的敏感和能力。

[⑦]  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London:  Vintage,  1994.  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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